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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和價值觀在《西游記》影視改編中的體現
發布時間:2020-05-22

  摘    要: 《西游記》作為我國的“超級大IP”,自中國電影和電視劇誕生起,就一直受到改編者的青睞。創作者們將這部中國古典名著改編成影視劇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現代性植入其中,當下的思想觀念、文化和社會風尚由此得以與原著故事融為一體,順勢進入觀眾的視野:一些影視劇重新審視了封建師徒倫理,將以平等互敬為特征的現代師生倫理觀融入作品中;另一些影視劇通過改變原著中孫悟空等人的妖魔化形象,置換或重設了“西游”主題,表達了美好的時代愿景;還有一些影視劇從大眾情感和美學出發,新構了動人的愛情故事和“娛樂化”的情節,力求作品既叫好又賣座。

  關鍵詞: 西游記; 電影; 電視劇; 改編; 現代性;

  Abstract: As the “superbig IP” of our country, Journey to the West has gained the popularity among adapte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films and TV series.When the creators adapt this Chinese classic into a film or TV series,they implant modernity into i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nd accordingly, the modern ideology, culture and social custom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original story and come into the sight of the audiences:some films and TV series rethink the feudal ethics of honorable master and humble apprentice,and incorporate the modern master-apprentice ethics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other films and TV series replace or reset the them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through changing the demonized images in the original story and express good vision;and still other films and TV series base on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the public to reconstruct exciting loving stories and “entertainment-oriented” plots so as to win recognition and draw a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

  Keyword: Journey to the West; films; TV series; adaptation; modernity;

  引 言

  以當今的“IP”理論視之,《西游記》無疑可位于中國最具有 “IP”價值的古典文學著作之列。縱觀《西游記》的影視改編歷程(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對象信息全部來自視頻資料。電影名后括號中的年份為出品年份,公映年份可能與該年份一致,也可能滯后),可見各版“西游記”影視劇都記錄著它們所處時代的印記。從萬籟鳴、唐澄執導的動畫電影《大鬧天宮》(1961—1964)中,可見1960年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從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中,可見1980年代的艱苦奮斗精神;從劉鎮偉導演的電影《大話西游》系列(1994)中,可見1990年代的游戲和反叛精神;近幾年由《西游記》改編成的電影中所體現出來的“超級英雄”文化,則明顯帶有美國大片影響的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審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游”,《西游記》的改編始終體現著現代性。
 

社會問題和價值觀在《西游記》影視改編中的體現
 

  現代性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一個核心概念,它不是一個時間概念,沒有明確的分期。廣義的現代性是指“意味著成為現代(being modern),也就是適應現時及其無可置疑的‘新穎性’(newness)”[1]337。汪民安在《現代性》一書中也指出,現代性的發生,就是現代同過去的斷裂:制度的斷裂、觀念的斷裂、生活的斷裂、技術的斷裂和文化的斷裂。現代之所以是現代的,正是因為它同過去截然不同。[2]49

  20世紀初人類生活已經出現了“傳統與現代”的重大裂痕,21世紀初隨著消費文化逐漸興起,傳統與現代更是嚴重分化,不斷崛起的新事物和新觀念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影視作為文化現象與文化輸出,也必定在這方面有所體現。正如周仲謀在《消費文化語境下的中國電影改編》一書中所說,改編對原著進行了解構和顛覆,但又暗合了原著的某些精神,并建構出了一些新的時代意義,而這種精神,正好與當代年輕人的思想觀念相契合。[3]143在《西游記》的影視改編過程中,創作者們不斷地摒棄一些傳統理念,將當代社會問題和價值觀植入,繼而賦予《西游記》更多更深刻的內涵,讓《西游記》與現實結合,寓教于樂,推陳出新,讓古典“西游”在今天的熒幕上獲得了一次次重生。

  一、構建現代師徒倫理

  (一)摒棄尊卑關系:跪拜禮逐漸消失

  跪拜禮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含義,雖然它剛出現時并不帶有嚴格的身份等級象征,但隨著歷史的進步和封建社會的成熟和完善,跪拜禮成為中國社會一種表現尊卑貴賤的重要禮儀。1912年,民國政府才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廢除在中國實行了數千年之久的跪拜禮。[4]在之后的幾十年中,跪拜禮雖然逐漸被國人摒棄,但封建社會殘余的尊卑貴賤思想依然存在于中國廣袤的土地上。許多文藝創作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反封建意識融入自己的作品當中,《西游記》的影視改編也是如此。

  在《西游記》的原著當中,孫悟空拜師的場景是這樣的: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聲:“師父,我出來也!”對三藏拜了四拜。[5]167豬八戒拜師的場景: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背著手,對三藏叩頭。[5]234沙和尚的拜師場景:那悟凈才收了寶杖,整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5]274后人將《西游記》搬上熒幕后,隨著時代的發展,跪拜禮逐漸退出了觀眾的視線。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中,徒弟三人都對唐僧行了跪拜禮;程力棟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2009)中,孫悟空沒跪,八戒和沙僧行了跪拜禮;張建亞(總)、黃祖權、趙箭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2011)中三人都行了跪拜禮;到了鄭保瑞導演的電影《西游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中,徒弟三人的跪拜禮全部消失。

  到目前為止,在某些風俗中跪拜禮仍然存在,比如祭祀祖先、長輩,祭孔大典等,但這時的跪拜禮已經不再承載“尊卑和等級”文化了,而是變成了“尊敬”。《西游記》影視改編里跪拜禮的消失,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里糟粕部分的摒棄,也是對師徒關系的重新思考。

  (二)師徒關系發生嬗變:從仆主依順到相互為仇,再到平等相處

  《鳴沙石室佚書·太公家教》里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6]1860中國傳統社會崇奉“天地君親師”,傳統文化一直是尊師重道的。《禮記·學記》有云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7]169大思想家荀子更是將尊師上升到關系國家興亡的高度。明代大學問家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中談到對老師的態度時說:“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8]1155

  在中國傳統觀念里,不尊師長是大逆不道之罪,師父甚至可以像父親一樣對徒弟實行強權。在學徒制的師徒關系中,師徒實際上處于不平等地位,尤其是梨園里的師徒關系。看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霸王別姬》(1993)就知道,師父可以隨意打罵和懲罰徒弟。在宗教里的師徒關系中,人們因共同信仰某一個教派而聚在一起,然后徒弟向師父拜師求法。悟空、八戒、沙僧雖共同信仰佛教但并沒有得到唐僧的傳法,保唐僧取經都是聽從觀音菩薩的指點,觀音又是如來佛祖派來的,所以,與其說徒弟三人聽從唐僧,不如說他們聽從如來佛祖。一路上三人為唐僧挑擔、牽馬、化緣,徒弟三人更像是唐僧的保鏢、馬夫和挑夫,像主仆關系。

  原著和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里,唐僧有趕走孫悟空的權力,緊箍咒便象征著唐僧對悟空的強權。從劉鎮偉導演的電影《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1994)開始,師徒關系被徹底顛覆,徒弟從順從開始走向反叛。《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一開場就是孫悟空想聯合牛魔王把嘮叨的唐僧吃掉。周星馳導演的電影《西游·降魔篇》(2012)里,孫悟空靠欺騙唐僧才從五指山下出來,并且出來以后魔性不改,想殺掉唐僧。徐克導演的電影《西游·伏妖篇》(2016)中的師徒關系更加惡化,唐僧在這部影片里已經失去了該有的師德,他對孫悟空惡言相向,并且時常鞭打悟空,最后悟空忍無可忍,不愿再被唐僧欺凌,通過反抗“師權”使得師徒關系走向平等。

  在田曉鵬執導的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里,唐僧變身為江流兒——一個非常崇拜孫悟空的小孩,而孫悟空也褪去了偶像光環,被如來佛祖封印,成為連山妖都打不過的普通人。在跟山神相斗時,孫悟空是靠江流兒揭下山神的封印才打敗山神,唐僧不再只是一個被保護的角色。在原著和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中,唐僧雖然柔弱,但他始終是以睿智的長者身份示人,孫悟空、八戒和沙僧則像三個需要被管束的孩子,遇到大是大非的事情時,往往是唐僧來做決定。但在鄭保瑞導演的電影《西游記·女兒國》(2018)里,唐僧喝了子母河的水懷孕了,一心想要普度眾生的唐僧頓悟他腹中的胎兒也是一條生命,決定把孩子生下來。孫悟空卻說:“拖家帶口,如何西去?” 于是大膽地忤逆了唐僧的意圖,用法術強行給唐僧等人灌下落胎水。這時候唐僧和孫悟空的角色發生了置換,唐僧變成了一個任性的“孩子”,而孫悟空變成了理性的“長者”。他們師徒四人之間更像是一種合作的關系,為了同一個目標堅定不移地朝前走,互相監督和照顧,而不是單純的保護和被保護的關系。

  所以,在《西游記》的影視改編中,師徒關系大致經歷了一個從仆主依順到相互為仇,再到平等和諧共處的變化過程。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師徒關系的演變跟社會不斷發展、制度不斷完善下,人們追求平等和人權的文化氛圍不無關系。

  二、變妖魔悟空為美猴悟空,置換或重建“西游”主題

  電影是以經濟物質載體而存在、以市場運作而生存的。人們可以賦予電影以種種功能,比如教育的、宣傳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可以拍種種類別的影片,藝術家也可以為藝術而藝術。[9]149《西游記》系列影視劇雖改編于古代名著,但會融入當下的意識形態,揭露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積極正確地引導人們的生活,起到教益性的作用。

  在原著當中,孫悟空其實是一個妖魔形象:“七高八低孤拐臉,兩只黃眼睛,一個磕額頭,獠牙往外生,就像屬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5]445第二十七回里還描寫了孫悟空吃人肉的情節:“老孫在水簾洞里做妖魔時,若想人肉吃,便是這等:或變金銀,或變莊臺,或變醉人,或變女色。有那等癡心的,愛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盡意隨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還要曬干了防天陰哩!”[5]3311949年以后,孫悟空從妖魔形象逐漸趨向于人的形象,并且被賦予了政治含義,1961—1964年攝制上映的動畫電影《大鬧天宮》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鬧天宮》借助戲曲元素使美猴王的外表色彩鮮明,真正使“妖猴”變成了“美猴”。而電影也對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結局進行了改編,最后孫悟空并不是被如來佛祖壓在了五指山下,而是高舉“齊天大圣”的旗幟,仿佛彰顯了“與天斗其樂無窮”的含義,代表了反抗封建強權的勝利。

  徐克導演的電影《西游·伏妖篇》(2016)充分肯定了互相尊重、平等相處的師生關系。唐僧對孫悟空非打即罵,經常叫孫悟空臭猴子,并且還體罰悟空;孫悟空對唐僧也并不尊重,常常想殺了自己的師父。影片中有一處情節:悟空讓唐僧出了丑,唐僧惱羞成怒,命令悟空跪下,不跪就打死他,悟空質問唐僧:“你現在知道當眾出丑是怎么回事了嗎?你現在知道當眾被罰跳舞是有多慘嗎?你才感受到跪在你面前像狗一樣被你抽打有多難受嗎?沒錯,我就是要耍你,讓你知道什么叫作沒有尊嚴。”與其說電影在演唐僧師徒,不如說是在演當今學校里的師生關系或者家長與孩子的關系。唐僧就像是某些對孩子使用暴力的老師或者家長,悟空則像是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少年。當專制的長輩遇到叛逆的晚輩,摩擦和矛盾在所難免。影片里唐僧聽完悟空的質問后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然后給悟空跪下道歉了。這之后唐僧和悟空的關系就變得很奇妙,唐僧讓悟空不要叫他師父,唐僧說我們倆是一輩子的好兄弟,讓悟空叫他大哥。師徒關系變成了兄弟關系,意味著師徒走向平等,這種創作意圖符合當今對師生關系、長輩和晚輩關系的認定。

  鄭保瑞導演的電影《西游記·女兒國》(2018)思考了墮胎的罪惡性,傳達了當今社會“人本思想”的理念。原著當中,唐僧一行懷孕后,唐僧對女兒國大臣說:“你這里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帖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5]654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里,唐僧等人懷孕后,唐僧說:“敢煩太師指個醫家,叫我大徒弟買一帖藥來打一打。”無論是吳承恩,還是電視劇導演楊潔,都沒有意識到墮胎的反人道主義。《西游記·女兒國》里,女兒國的君臣一聽唐僧等人懷孕,拍手稱快:“恭喜諸位,諸位有身孕啦!”女兒國像是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那里的子民沒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她們看來男人生孩子符合正常的倫理觀念。孫悟空去取落胎水時,如意真君反問他說:“你說你去西天,是為了普度眾生,可這腹中胎兒,何嘗不是眾生?”如意真君的話道出了墮胎的反人性。“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大量胎兒被迫流產,如今政策放開,但墮胎的現象依然大量存在。相較于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這部電影思考了墮胎的罪惡性,告訴觀眾胎兒也是一條生命,是當今“人本思想”的深刻體現。

  現代社會問題和社會觀念的植入,給古老的《西游記》注入了新鮮養分,讓它繼續煥發生機。如果說《大話西游》這類“無厘頭”搞笑影視作品是對“西游”嚴肅命題的顛覆和消解,那么現代觀念的植入無疑是對“西游”主題的置換和重建,是創新的良好體現。

  三、基于當代大眾情感和美學新構故事

  (一)以愛情故事引發觀眾共鳴

  愛情是文學永恒的命題,通過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當然也離不開愛情。在小說《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幾乎沒有情感戲。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中試探性地讓唐僧和女兒國國王有了一些曖昧情愫。《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開啟了“孫悟空談戀愛”的先河,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劉仕裕導演的電視劇《齊天大圣孫悟空》(2002)里的孫悟空喜歡紫蘭仙子;鄭保瑞導演的電影《西游記之大鬧天宮》(2013)里孫悟空喜歡白狐貍;郭子健導演的電影《悟空傳》(2016)里孫悟空喜歡阿紫。作為和尚的唐僧也并不總是清心寡欲的。在楊潔導演的電視劇《西游記》(1986)里,唐僧扮演者徐少華提議將原著里的“唐僧”形象賦予更多的人性,于是有了廣為流傳的“若有來生”:女兒國國王色誘唐僧時,唐僧剎那心動,并對國王說出“若有來生”的話。這種改編實際上也是對原著的顛覆,因為原著當中唐僧將“女兒國之行”完全當作一場劫難,始終清心寡欲,一心向佛。劉鎮偉導演的電影《情癲大圣》(2005)里唐僧喜歡蝎子精岳美艷;《西游·降魔篇》和《西游·伏妖篇》這兩部電影里,唐僧喜歡過段小姐和小善;《西游記·女兒國》里唐僧和女兒國國王更是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愛情戲碼。

  唐僧和孫悟空能不能談戀愛,這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六小齡童曾在一次訪談節目中認為,《西游記》這樣的名著不能惡搞,不能隨意翻拍,讓孫悟空和白骨精談戀愛就是人妖不分是非顛倒,是三俗:低俗、庸俗、媚俗。[10]網上甚至還有專門討論“孫悟空能不能談戀愛”的帖子和辯論賽。實際上,1990年代以后,在市場經濟氛圍下,思想觀念和社會風氣不斷開放,寬容度不斷上升,在一個淡化個人英雄主義、講究合作和全面發展的時代,孫悟空談戀愛、唐僧動凡心就變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曾經性格單一的人物形象已經不再符合大眾的審美。觀眾希望在大熒幕上看到更加有血有肉的人物,體會更加能引起共鳴的感情,而不只是看到耳熟能詳的師徒四人斬妖除魔的故事。不管是《大話西游》里的“愛你一萬年”還是《西游降魔篇》里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抑或是《西游記·女兒國》里的“我舍我的王權富貴,你守你的戒律清規”,都借由《西游記》的框架創造了一個個愛情悲劇。悲劇模式下的愛情能夠容納更多的母題和內涵,比如愛情和責任的兩難抉擇、取舍、放棄、成全以及犧牲。這些橋段或多或少都曾在觀眾的人生當中上演過,這些命題也更能打動熒幕前那些經歷過“愛而不得”的人的內心,即使沒有經歷過,人們也樂于在電影院欣賞一段愛情傳奇,而不僅僅為了看唐僧師徒如何去取經。

  在這一部部“愛情西游”里面,難免會有原著被過度消費的行為。但不得不承認,愛情元素的融入讓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有了更廣的知名度和更長久的壽命。人們借由《西游記》的故事表達今人對愛與責任,大愛和小愛取舍的看法,只要邏輯和價值觀引導不出偏差,不失為一種創新。六小齡童尊重傳統文化的思想沒有錯,但時代的發展已經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只有不斷吐故納新才能源遠流長。

  (二)以“娛樂化”滿足大眾審美需求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香港影星周星馳自電影《賭圣》開始,在華語電影圈內逐漸確立了特有的無厘頭表演風格。周星馳影片的“無厘頭”風格通過活躍在底層社會的無賴痞子形象,以無明確指向和莫名其妙的行為、到處耍小聰明的刁滑舉動、玩世不恭和不成調調侃的嬉皮士態度,憑借離經叛道的惡搞方式反叛正統社會的價值標準和行為秩序,深層次契合了社會轉型期中國大眾文化精神價值和審美需求。[11]《賭圣》于1990年出品,算是開山之作。1994年兩部由周星馳領銜主演的《大話西游》電影則可視為“無厘頭”電影的經典之作。從《大話西游》開始,《西游記》的影視改編就一直偏向喜劇風格。即便電影中含有悲劇情節,但因其人物和臺詞設計上都融入了搞笑元素,所以也并不讓觀眾感受到太多的悲劇意味。

  《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大話西游之大圣娶親》《情癲大圣》以及《大話西游3》是由劉鎮偉導演的西游系列電影。《月光寶盒》里的孫悟空變身為土匪頭目,一出場就是斗雞眼,豬八戒由喜劇演員吳孟達飾演。他們外形上披頭散發、衣衫襤褸,性格上咋咋呼呼、莽撞急躁,關鍵時刻還會出賣朋友和隊友,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在《大話西游》里被徹底顛覆。《大圣娶親》和《大話西游3》延續了《月光寶盒》的劇情,唐僧依然是婆婆媽媽的話癆形象,用冗長、拗口并且無厘頭的臺詞制造笑點。《情癲大圣》一開場,師徒四人來到莎車城,以搞怪的舞蹈造型出場,莎車城全體子民站在城墻上跳民族舞來歡迎他們。

  從2013年開始,國內幾乎每年都會上映一到兩部“西游”電影并且都會融入各種喜劇元素。鄭保瑞導演的電影《西游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里豬八戒由小沈陽出演,一改丑陋的豬頭扮相,變身為一個愛穿紅色衣衫的淫賊。徐克導演的電影《西游·伏妖篇》(2016)里一開場,師徒四人由萬人敬仰的取經人變成了為生計所迫在街頭雜耍的賣藝人,豬八戒的形象借助戲曲元素,在臉上涂滿了油彩。鄭保瑞導演的電影《西游記·女兒國》(2018)主要借助人物對話和情節來融入搞笑元素,唐僧師徒懷孕更是一大喜劇情節。縱觀這些電影,將豬八戒女性化、人物對話通俗化、故事情節惡搞化、加入現實里的流行語等似乎成為《西游記》影視改編的一個總體趨勢。

  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外來文化的引入,中國社會呈現出更廣的開放性和更寬的包容性,各種形式的大眾文化在中國慢慢出現并流行,比如港臺的流行歌曲、言情和武俠小說,比如崔健的搖滾樂、王朔的“痞子文學”等。而濫觴于《大話西游》的“大話”文化在1995年進入內地后,更是掀起了一股顛覆、解構和調侃的風潮。“在今日之中國,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大眾’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識形態的構造者和主要承載者,而且還氣勢洶洶地要求在逐漸分裂并多元的社會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顯位。”[12]3經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禁錮、80年代的迷惘,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是文化的商業化。文藝逐漸不再以政治導向為中心和全部重心,精英文化和宏大敘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大眾也開始追求輕松幽默搞笑、能夠調劑生活、緩解心理壓力的文藝作品。這些變化明顯地反映在1980年代末彌漫在電影界的“娛樂片”思潮中。“在不斷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電影票房的巨大壓力下,全國22家電影制片廠,以及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電影導演,都不約而同地放下架子,或瞻前顧后、或義無反顧地轉向了‘娛樂片’或類型片創作。”[13]397《西游記》影視改編所走的“娛樂化”道路,正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形成的。

  結 語

  1906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出品京劇電影《金錢豹》,此為孫悟空與唐僧的故事首現銀幕。雖然其劇情不見于小說《西游記》,但中國電影與“西游記”故事淵源之深可見一斑。1926年,由邵醉翁、顧肯夫執導,胡蝶、金玉如等主演的劇情片《孫行者大戰金錢豹》問世,這是目前有據可查的中國第一部由《西游記》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時至今日,《西游記》的影視改編之路快要走過一百年了。在這漫長的、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從《西游記》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被創作者們不斷賦予新的思想和內涵,始終體現著現代性。觀眾可以從這些影視作品中聽到耳目一新的臺詞,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師徒倫理的變化,體會到被植入作品中的人本思想,甚至可以在影視作品中找到自己的情感訴求。《西游記》作為中國老少皆宜的古典名著,是中國文學長河里的璀璨明珠,是傳統文化里濃墨重彩的一筆,它為中國打造了一個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為當今“IP”產業的繁榮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但與此同時,《西游記》的影視改編也一直是一個具有較大爭議性的話題。保守派認為《大話西游》等另類的作品屬于惡搞,是褻瀆古典名著和傳統文化,讓孫悟空和妖精們談戀愛實則是善惡不分,顛倒黑白。開明派則認為小說《西游記》本身就是對玄奘法師去天竺取經這一歷史事件的“惡搞”,所以后人對小說《西游記》的各種改編也無可厚非。一千個讀者有一千部《西游記》、一千個孫悟空。但無論如何,《西游記》極具現代性的影視改編確確實實使得古典名著重新煥發生機,讓半文半白的古典小說在當今的消費文化語境里不至于被束之高閣,而是在一次次改編之下歷久彌新。

  值得注意的是,消費文化語境下的“娛樂化”泛濫現象也非常嚴重。影視改編對名著深度的消解、對歷史的篡改、對崇高意義和宏大意義的摒棄,都會對影視作品的藝術性和生態文化造成不良的影響。《西游記》的影視改編無論改成悲劇還是喜劇,仍然應當尊重正確的悲/喜劇理念,而不是為了追求娛樂化和商業化生硬地加入不合時宜的噱頭和笑料;無論融入怎樣的新潮思想,都應該有著正確的價值觀和適合我們國情的精神及文化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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