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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中的音樂思想探析
發布時間:2020-05-23

  摘    要: 本文從《左傳》入手,重點論述了其中蘊含的音樂美學思想。首先對中國音樂的起源與地位作了簡要概括,強調中國古代禮樂一體、禮樂并重的特點,并由此進一步說明了中國音樂與詩歌、舞蹈之間的密切關系。同時,通過對《論語》中孔子有關音樂的論述進行分析,將其音樂思想的核心總結為“仁”“和”“善”,這些思想又在《左傳》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我們認為,《左傳》音樂思想的主要特點體現為教化作用、等級觀念、中和思想三個方面。從教化作用來講,音樂在人的德行、禮儀、仁愛的建構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音樂的教化作用在于穩固德行、安撫邦國;《左傳》中音樂思想還表現為嚴格的等級觀念,絕不允許僭越,有強烈的宗法色彩等特點。中和思想的深刻內涵就在于世事應和音樂一樣有所節制,而中和之美是音樂彌久不衰的主題。

  關鍵詞: 《左傳》; 《論語》; 三位一體; 教化作用; 等級觀念; 中和之美;

  一、中國音樂的起源與地位

  藝術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勞動。換言之,人類的生產勞動創造了藝術,這已成不爭的事實,音樂藝術也不例外。據史書記載,早在半信史時代的堯舜禹時代就已經產生了音樂。人們在生產勞動和與自然的斗爭中模仿自然界的各種音響,模仿各種動物的鳴叫,隨之出現了最初的勞動號子,這是以原始的形式表達人們的內心感受。早期的音樂有黃帝時期的《云門》、堯的《咸池》、舜的《大韶》、夏的《大夏》、商的《大濩》,這些作品傳到周代稱為“六樂”,用以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早期的音樂主要是用在祭祀中,功能是渲染氣氛。早期的祭祀官,既負責祭祀之事又掌管音樂,使音樂藝術蒙上了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原始人由于生產力極其低下,對自然界的認識是極其有限,對于自然界發生的各種災害無法進行科學的解釋,對自然存在惶恐敬畏的心態,并由此產生了各種圖騰崇拜。這種崇拜通過虔誠的心理來表達,而音樂成為了表示這種心理的重要手段。
 

《左傳》中的音樂思想探析
 

  隨著中國社會不斷發展,到了西周時期,音樂的基礎漸趨穩定。相傳周公“制禮作樂”,禮樂并重,其目的是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禮樂成為西周統治階級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并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階層,禮樂一體成為統治階級統治天下的重要原則。“禮樂一體”原則從西周一直延續到秦漢乃至元明清時期,“禮”和“樂”處于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樂”一直被儒家視作道德感化和政治教化的必要手段。《論語》:“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譯文:《詩》可以激發我的善惡感,禮可以使我立身于社會,音樂可以使我完善修養)。這一論述肯定了音樂對人們修身立德的作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禮樂一體的原則貫穿始終,音樂的教化作用從未消減。

  二、中國音樂的組成和特點

  中國音樂和詩歌、舞蹈三者密不可分。從《論語》:“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和《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詩樂舞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中國音樂雖然和詩歌、舞蹈密不可分,但詩是主導。沒有詩,就沒有音樂,也就沒有舞蹈。孔子在《論語》中教導他的弟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的教化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音樂和舞蹈的教化作用是和詩一脈相承的。中國音樂的主導思想是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體現出“仁”“善”“和”,中和之氣成為中國音樂的整體特點,這也與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高度契合。

  三、《論語》中對音樂美的論述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這里,孔子從欣賞音樂的角度來欣賞《關雎》一詩,認為《關雎》的內容快樂而適當,情調悲哀而不過分傷感,旨在說明中和之意,這也可以看作孔子音樂論中“和”的思想。關于“和”的思想,《論語》中還有體現:“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這是孔子給魯國的樂官講解演奏音樂的道理時所講的話。其大意是:音樂是可以揭示事理的,當開始演奏時,音律是相合的;等到繼續展開,純熟合諧,節奏分明清晰,連綿不絕,首尾照應,然后完成曲調的演奏。孔子這段話的主導思想仍然是凸顯音樂的和諧之美。合奏如果沒有和諧之美,那就會雜亂無章,同時他還強調“人和”。孔子聽到《韶》(舜時的樂曲名)之后,對其大加贊賞,情不自禁地感嘆道:“盡美矣,又盡善也。”當聽到《武》之后,卻說:“盡美矣,未盡善也。”也就是說,《武》僅達到了盡美的程度,但還沒有完全達到“善”的程度。孔子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舜有天下,是堯禪讓的。禪讓是一種和平過渡權力的方式。而周武王擁有天下,是通過武力征討得來的,其中不免流血,這與孔子提倡的“仁”的觀念是相悖的。因此,孔子對這兩首樂曲的評價出現了不完全一致的情況。孔子聽《韶》樂之后,“三月不知肉味”,沉浸在《韶》樂的美妙意境中。足見孔子對音樂中“仁”“和”思想的推崇。

  由此看來,孔子在《論語》中關于音樂的論述都是圍繞著儒家的禮樂思想來闡發的,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仁”“和”“善”,而這些思想又在《左傳》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四、《左傳》音樂思想的教化作用

  音樂發展到西周,已形成完整的體系。音樂體系已被定型化、法定化了,音樂上升到與禮同尊的地位,有禮必樂,樂附于禮,無樂不成禮。樂無處不在,諸如君臣的宴飲、接待、祭祀等活動都離不開樂。儒家學說認為,樂能通人倫(人倫與政治密切相關,例如三綱五常)、通人情,因此,通過辨析音樂、鑒賞音樂可以推知政治之得失。任何音樂都是相應時代的產物,都要深深地打上時代的烙印。它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并訴諸人的情感而生發的產物,音樂與人的內心情感息息相通,并且不同階級對音樂的認識是不完全相同的。東漢鄭玄在評價音樂的教化作用時說:“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物之理。”這一論述明確闡述了音樂同政治的緊密關系。音樂情調的高雅和內容健康與否完全由政治這面鏡子來鑒別。先秦音樂主要以鐘鼓為主,有所謂的“雅樂”和“俗樂”“正聲”和“淫聲”之分。這是儒家對音樂的分類標準。儒家從他們的世界觀出發,看重雅樂(正聲),排斥俗樂(淫聲),使雅樂和俗樂在階級、鑒賞情趣方面分化明顯。雅樂是統治階級(貴族)所獨有的藝術,是神圣莊嚴的象征,且有助于教化。俗樂是勞動人民的藝術,在當時的貴族階級看來是通俗的、帶有低級趣味的、有傷風化的。顯然這種觀點帶有強烈的階級偏見。封建統治者極力排斥勞動人民的藝術成果,鄙視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在音樂鑒賞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立觀點。事實上,音樂的教化作用、審美作用完全是由其健康的內容來決定的。只要是真實情感的流露,去矯飾之情就應該視作優秀的藝術作品,就可以起到感化人心的作用,而音樂的表現形式就成為次要因素了,雅俗共賞才是音樂藝術的中和之美。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的地位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思想自然成為歷代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儒家所主張的音樂理念就成為統治階級知禮識樂的唯一標準。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見舞《象簫》《南龠》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 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陬》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圣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陬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這段話記載吳國公子季札到魯、齊、晉、鄭、衛諸國訪問,先到魯國,看到魯國的政治不合自己的心意,請求觀看和聆聽音樂,以此來諷喻魯襄公。季札著眼于各國的歷史、政治、文化、教化,以儒家的中和思想為核心,強調音樂的中和之美。他先后對上述這幾個國家的音樂分別作出了不同的評價,在觀看、聆聽周朝的舞蹈和音樂時大加贊賞,對《周南》《召南》《鄘風》《衛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分別予以高度評價,盛贊周王室的政治功德和仁德之心。但對《鄭風》進行了批評,因為鄭國的音樂十分瑣碎,暗喻對百姓施加了太多清規戒律,屬于亡國之音。隨后,吳國公子季札又對《象簫》《南龠》《大武》《大夏》進行了高度評價,分別說明了周王室的興盛和大禹的豐功偉績。綜上,季札音樂論的核心是中和思想。君王要以仁愛之心、為善之舉、中和之行來治理天下,才能最終達到君民合和之目的。

  五、《左傳》音樂思想的等級觀念

  《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據記載,《桑林》是殷天子的樂名,是用來敬神的舞曲,不能隨便使用。宋平公卻在楚丘宴饗諸侯,請求用這種樂曲來娛樂,遭到了荀罃拒絕。他認為宋平公的這個舉動是不合理的,由此可以看出音樂的等級特點非常明顯。

  如《左傳·隱公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這段話反映了祭祀仲子的廟中演奏的音樂。在上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在祭祀、接見賓客等方面擁有的樂隊、編排和人數都有嚴格限制和明顯差別。天子的樂隊排成四面,舞隊八人一行,共計八行(八佾);諸侯用六行,卿大夫用四行,士用兩行。這些規定是不能僭越的。

  如果把名位、禮器隨便賞賜給那些身份與之不相符的人,就等于將政權交出去一樣。政權喪失了,國家就跟著滅亡了,那就無法挽回了。由此看來,孔子的等級觀念是非常明確的,音樂及所使用的樂器、馬車的裝飾都是有嚴格等級規定的,不允許僭越。

  六、《左傳》的音樂中和思想

  《左傳》的音樂中和思想,仍然體現出“仁”“善”“和”等特征,它調節著人倫和社會教化,表達了人們對祥和安寧社會的向往,這與動蕩的春秋政治時代形成了鮮明對比。春秋時代的各個統治階級特別重視政治、外交、軍事、祭祀等活動,在這些活動中音樂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貫穿于這些領域,可以說無處不在。

  例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總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這段話是周天子準備鑄造無射大鐘,他的樂官泠州鳩對音樂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大的樂器發音不能過于寬大,要恰到好處;細小的樂器發出的聲音不宜過于細小,適中即可。鐘聲寬大,天子的內心便無法忍受;聲音過于細小,天子也難以接受。這段論述深刻揭示了音樂中和之美的重要性。

  《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晉平公向秦國求醫,秦景公派醫和給他看病。醫和以音樂五音之和諧作喻,來比六氣之和諧。五音相和,悅耳動聽;六氣相和,身體健康。反之,如果五音雜亂,則令人不適;六氣不和,乃生疾病,這就是說,醫道同于樂理。音樂是用來節制百事的,所以就有五聲的節奏。快慢強弱等變化互相調節,聲音和諧后就會慢慢降下來,五聲下降停止以后就不允許繼續彈了。如果此時再彈就會出現繁復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心煩意亂、心躁耳塞,導致忘記平正和諧,因此君子是不聽這樣的音樂的。世間之事和音樂同理,都有節制。一旦過度就應該罷止,否則將會招致災禍。

  七、結語

  《左傳》中的音樂思想是十分豐富的,其中體現的中和思想是音樂的精髓。在春秋時代廣泛運用在政治、軍事、外交、君臣宴飲、祭祀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音樂和禮制并重,共同構成了統治階級完備的禮法制度,這正與中庸之道高度契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些論述高度概括了天命、人性的“合和”之美,彰顯了去除外界的誘惑和自身的私欲,充實天生的善性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左傳》中有關音樂方面的記載和論述與儒家的中和之美、中庸之道是高度契合的。中國古典音樂的精髓始終蘊含著仁、愛、善、和的音樂美學思想。音樂的階級、等級觀念和社會教化功能都是圍繞中和之美而展開的。各個階層在使用音樂、欣賞音樂時要嚴格恪守本分,不得僭越,充分體現出禮樂一體、禮樂并重的原則。在孔子看來,禮樂合和,天下大興;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把音樂的中和之美發揮到極致。詩言志,樂移情、律和聲,永遠是藝術顛撲不破的真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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