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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約的屬性及其法律風險探究
發布時間:2020-09-25

  摘    要: 當前區塊鏈技術創新發展日漸成熟與普及,智能合約作為區塊鏈技術的重要前沿應用備受業界矚目,其具有的不可篡改、可溯源、自動執行以及安全穩定等特性極大地提升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交易的安全與穩定。然而,智能合約的發展對現行法律體系和監管帶來了挑戰。有鑒于此,文章從智能合約的法律屬性入手,進而探究智能合約的發展應用、重點法律風險及相關法律保障,以上研究將分別從理論及實踐方面為區塊鏈智能合約的健康發展與應用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撐與保障。

  關鍵詞: 智能合約; 區塊鏈; 法律屬性; 定義; 法律風險;

  Abstract: The curr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maturing,and smart contract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frontier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Its features such as tamper resistance,traceability,automatic execution,security and stability greatly improve th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ontracts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and system.In view of this,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smart contracts,and then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mart contracts,legal risks,and related legal guarantees.The above research will provide strong legal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

  Keyword: smart contracts; blockchain; legal attributes; definition; legal risk;

  1 、引言

  當前區塊鏈正在從一種互聯網技術的創新,逐漸演變成為一次產業革命,全球主要國家都在加快布局推動區塊鏈技術發展。2019年10月,中國將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這也標志著中國將進入區塊鏈時代。智能合約作為區塊鏈技術的重要前沿應用備受業界矚目,其不可篡改、可溯源、自動執行以及安全穩定等特性極大提升了交易效率,最大程度地減少了違約的可能性。目前,智能合約技術的應用場景涉及金融、保險、醫療、抵押等各領域,但智能合約技術的發展對現行法律體系和制度帶來了影響和挑戰。因此本文從智能合約的法律屬性切入,探究智能合約應用的主要法律風險問題以及相關保障措施,以期為促進區塊鏈智能合約的健康發展與應用提供法律支撐與保障。

  2、 智能合約的屬性界定

  2.1、 現有理論觀點

  智能合約的概念最早由尼克·薩博于1996年提出,他起初將其定義為“一套以數學形式定義的承諾,包括合約參與方可以在上面執行這些承諾的協議”。然而當時的智能合約概念只是一種構想,尚未找到技術支撐。
 

智能合約的屬性及其法律風險探究
 

  近年來,隨著區塊鏈技術的興起與快速發展,智能合約作為區塊鏈的重要前沿應用技術備受業界矚目,與其相關的各項研究不斷展開。在智能合約的屬性界定方面,各界專家人士持有不同的意見,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認定。

  (1)智能合約是一種計算機程序

  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2018年中國區塊鏈產業白皮書》中對智能合約的定義為:“智能合約是由事件驅動的、具有狀態的、獲得多方承認的、運行在區塊鏈之上的且能夠根據預設條件自動處理資產的程序,智能合約最大的優勢是利用程序算法替代人為仲裁和執行合同。本質上講,智能合約是一段程序,且具有數據透明、不可篡改、永久運行等特性[1]。”

  (2)智能合約是合同,而非一種計算機程序

  部分專家學者認為,智能合約屬于合同的一種類型。Cornell Nicola認為“當今的合同法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要約與承諾,以相對人的合理信賴或權利外觀為基點,因此智能合約也是一種意思表示的合致,應當視為一種合同[2]。”同時也有學者認為,盡管智能合約產生的基礎以及自動履行功能不同于現有合同,但是可將其認定為具有典型意義的無名合同[3]。此外,還有些學者認為實質上智能合約仍然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所規定的合同種類,應當將其認定為依托于新技術產生的電子合同[4]。由此可見,對于智能合約的屬性界定,業界人士存在較大的分歧。只有對智能合約的屬性作出合理認定,才能進一步地對其進行規制與保障,更有力地推動智能合約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2.2 、筆者觀點

  筆者認為,智能合約是當事人之間自主訂立的一種數字(代碼)形式的、能夠通過其協議內容(代碼)的運行實現協議自動履行功能的(計算機)網絡協議。

  智能合約至少具有雙重屬性,其本質(屬性)是合同,但其同時兼具“電子代理人”的功能與屬性。對其屬性可從三個角度分別進行理解。

  (1)智能合約的本質為合同

  智能合約是具有自動執行功能的合同。合同是指當事人希望實現產生、變更或消滅某種法律關系而達成的協議。當事人是否達成合意,是衡量合同成立與否的最重要標準。因此,智能合約是否屬于合同取決于是否存在雙方當事人合意。如圖1所示,雙方當事人事先經過商議達成合意,訂立了書面或口頭的協議后,再經程序員將自然語言轉譯成計算機代碼,之后當事人以計算機程序(代碼)的形式部署在區塊鏈上,此時智能合約的(協議文本)內容雖是一連串的計算機代碼,但這可以是協議內容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其仍可以是一種合意的體現,或者說可以是一種達成合意的協議文本的表達形式,只不過是在執行的過程中被區塊鏈技術賦予了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以及可自動執行的特征。另外即使雙方當事人在事先并未達成合意,而是締約一方將智能合約發布到平臺,若另一方發現后選擇進行交易,接受了全部條件,其同樣能夠反映不同締約主體的合意,此時智能合約的締約主體具有受其智能合約內容拘束的意思,因而能夠形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關系。

  在智能合約屬于合同的情形下,當發生沖突時,必然涉及合同解釋的問題,這就需要解決依據何種文本進行解釋。因計算機代碼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而法官對此卻可能一無所知,此時代碼文本不存在由法官解釋的空間。而自然語言的合約文本記載了全部合同條款,可以完整描述代碼意義與內涵,并可對代碼的運行進行補充說明和解釋,因此在解釋合約時,法官可以參考自然語言的合約文本,根據相應技術特征、業務規則來解釋合同條款。當法官無法通過自然語言的對應文本解讀智能合約時,在必要時,法庭可以通過鑒定機構出具相關鑒定意見、當事人聘請專家輔助人的說明等多種方式對智能合約作出專業、精確解讀。

  代碼的正確編寫和執行直接決定了智能合約能否正常、正確履行。若智能合約經雙方磋商,事前達成合意,那么若程序(代碼)由其中一方當事人按議定的合約內容編寫,并將其部署到區塊鏈,則該當事人應負有保證合約代碼準確的義務;若代碼由合同各方當事人共同委托第三方(工程師或者技術公司等)負責編寫,則該第三方應承擔保證義務,如因代碼編寫錯誤的原因給合同當事人造成損失,該第三方應承擔相應責任。同時,智能合約的程序代碼編寫、部署、執行往往是一個復雜過程,當程序經過正確性測試后,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還需要看是其中哪一個環節或者哪一方面原因所致,以此確定責任主體及責任大小。

  圖1 智能合約構建簡圖
圖1 智能合約構建簡圖

  (2)智能合約具有“電子代理人”的功能與屬性

  智能合約可以是一種“電子代理人”。電子代理人,是指一種能夠獨立地發出電子意思表示或根據預設條件作出回應的非人工的自動化程序或者智能系統。電子代理人不同于民法意義上的“代理人”的概念,其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等擬制人,究其本質是一種自動化、智能化系統,能夠根據當事人的既定模式和預設條件自動執行并作出電子形式的反應(行為),其運營需要依托計算機硬件等設備設施,離不開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平臺,同時往往還需要滿足一定軟件環境[5]。因此,電子代理人不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其所代表的仍然是合同當事人的意思。

  當前,電子代理人已經被大量應用,比如在網上銷售火車票、機票、話費充值甚至信用卡自動還款,在訂立合同時,當事人往往愿意使用自動交易系統,因為該系統能夠按照預先設定條件,由計算機程序對(消費者下單等)訂立的電子合同進行審核判斷、自動響應,執行數據電文的發送、接受、交易訂單處理等任務,并且可以自動、高效、精確的履行合同。

  在一定情況下,智能合約只是合同執行或履行的一種方式或是一種自動執行、履行的程序,符合“電子代理人”的特征。如締約主體以自然語言簽訂合同,但使用計算機程序執行合同。根據智能合約的運行機制可知,在這種情況下,當條件滿足,觸發預置響應條件,則自動履行締約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在這種情況下,智能合約并不是合同本身,而是作為一種自動化程序或智能系統自動執行合同。

  在智能合約屬于“電子代理人”類型的情況下,涉及執行錯誤的責任承擔問題。此時,智能合約是作為實現合同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其執行的是合同主體的意志,代表合同主體的思維和能力,因此對使用智能合約的當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若智能合約(程序)本身沒有問題,由于第三方原因導致錯誤發生,如病毒入侵、硬件故障而導致智能合約不能正常執行,則智能合約的提供方可予以免責,由第三方承擔責任;或者當智能合約的提供方承擔責任后,有權向第三方追償。但如果損害結果的發生是因為程序編寫錯誤所致,則程序開發者應承擔相應責任。

  (3)智能合約與電子合同的辨析

  互聯網時代出現的電子合同是傳統合同原理和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廣義的電子合同是指平等民事主體之間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相比較而言,電子合同與傳統合同本質是相同的,均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但二者在主體資格的認定、簽訂、存儲(記載的載體)、變更和解除等方面存在不同。通過前文論述可知,智能合約既可以是電子合同,也可以是電子合同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智能合約與電子合同形式都超越傳統合同的紙質載體形式,同時兩者都依賴于軟硬件環境甚至網絡環境,但是電子合同和智能合約之間仍然有一定的區別。智能合約最突出的特點是可以自動實施預設的合約內容。合約締約方可以通過電子簽名甚至加密技術“簽署”智能合約并將其部署到區塊鏈,當滿足條件時,觸發預設的操作自動執行。在此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智能合約是電子合同的升級版本,但智能合約與電子合同的區別無法突破智能合約所具有的合同屬性[6]。

  3 、智能合約的發展應用及法律風險

  3.1、智能合約的發展應用

  圖2 智能合約的常見應用場景
圖2 智能合約的常見應用場景

  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中指出,區塊鏈技術應用已延伸到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制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我國在區塊鏈領域擁有良好的基礎,要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積極推進區塊鏈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當前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勃興與發展,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自動執行、可溯源的智能合約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廣闊、光明的應用場景。現在智能合約應用的常見領域包括數字身份、證券交易、貿易金融、供應鏈、社會保險、臨床醫療、財政數據記錄等。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不斷深入,智能合約去中心化、去信任、不可篡改等特性可以讓合約各方當事人在無需任何信任基礎或權威可信第三方的情況下完成交易。同時,其可嵌入的數字形式有望促進數字資產、系統和社會的發展,深入變革金融、管理、醫療、物聯網等諸多傳統領域,幫助實現高效安全的信息交換、價值轉移和資產管理,最終有望深入變革傳統商業模式和社會生產關系。

  3.2、 智能合約的法律風險

  智能合約與區塊鏈的結合,使其具有了不可篡改、自動履行(執行)和穩定性等特性,并具有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等優勢。然而依托新技術的智能合約,也存在諸多法律風險,為現行法律體系帶來了諸多挑戰。

  (1)智能合約的轉化、解釋存在風險

  智能合約的一個現實法律問題主要體現在自然語言、法言法語、專業術語與計算機代碼之間的轉化和解釋。同時,在傳統合同中所適用的法律規定與智能合約中所建立的技術規則之間存在一定的鴻溝。前者為了針對各種無法預見的情況,不但經常使用一些抽象的、概括的、靈活的語言以實現內容高度的通用性,還經常大量使用法言法語甚至專業領域的術語,而后者為了降低安全風險,會經常使用嚴謹、正式、“死板”的語言將合約內容中的條件、范圍等進行限定。可見,在用語方面,傳統合同與智能合約之間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在轉化過程中也必然會出現問題而帶來法律風險。

  首先,法律語言(法言法語)在轉化為代碼時,具有理論和現實難度。一是既懂法律又懂代碼(編程)的人才較少;二是不同的人對于同一合同條款,存在不同理解、解讀;三是目前還沒有法律—代碼的詞典或者相關公認的標準化的數據庫;四是沒有標準化的轉化方式,這使得不同主體間的智能合約需要單獨轉化,每次轉化時容易出現參差不齊的情況;五是在產生糾紛時需要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進行裁判,代碼逆向轉化(回)為合同條款時仍然存在上述四種問題,轉化容易出現歧義或者模糊的用語(代碼)難以界定,這也使得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難以作出裁判[7]。

  其次,法律語言的標準化并不意味著該語言能夠直接簡化(轉化)為一種代碼。盡管法律文本具有形式主義性質,但其仍然屬于自然語言范疇,而自然語言本身就不精確,詞語的意義總是取決于上下文之意。同時,法律語言有冗長的句子、從屬句、不同的表達式和對抽象概念的引用等各種情況,其可能比普通的自然語言更難翻譯成代碼。

  再次,雖然計算機技術在自然語言處理領域已經取得了持續性的進步,但其翻譯的精準程度往往難以達到法律對文件的要求。雖然將合同語言轉換為可執行代碼,或者說將源代碼編譯成目標代碼,已經在技術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無法充分保障輸出(代碼的)質量。法律條款對接近正確或者近乎正確是不能容忍的,合同條款的起草一般對語句表述的精確度要求較高,有時某一個同音不同字的使用,都能產生截然相反的法律效力,如果在轉化時,沒有注意這些細節或者法律常識,則容易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和曠日持久的爭端。

  例如,有的合同條款約定“定金”,有的則約定為“訂金”“留置金““擔保金”“保證金”“押金”等,而合同中一般對于此類用語并不進行解釋,程序員在轉化時如果統一按照“定金”進行翻譯,則產生糾紛時容易出現較大爭議,因為“定金”是指當事人雙方為了保證債務的履行,約定由當事人方先行支付給對方一定數額的貨幣作為擔保,定金的數額由當事人約定,但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一定比例。給付定金的當事人在履行債務后,定金應當抵作價款或者收回,不履行約定債務的,則其無權要求返還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約定的債務,應當雙倍返還定金,這也是“定金罰則”。“訂金”“留置金”“擔保金”“保證金”“押金”等其他看起來近似或者類似的用語卻不適用“定金罰則”。因此對于合同條款本身,一些當事人都容易弄混其中用語的含義,再要求程序員在轉化時盡到“完全注意”義務,卻有一定難度,因此在合同向智能合約轉化有時會出現因翻譯誤差而影響智能合約法律效力的情況。

  當前的智能合約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經過雙方當事人協商后而擬定制作的;另一部分是為提升工作效率,避免重復工作而預先已制作好的大量格式條款。針對后者,首先需要對其進行合法性審查,即程序員還需要審查其內容是否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的規定。第五十二條規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第五十三條則規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一)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的規定,是否存在“免除己方責任,加重對方義務,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

  由于自身專業所限,程序員可能會將本應無效的合同條款轉化為代碼,或者合約相對方對代碼缺乏必要了解,即使格式條款有提示說明,也可能無法察覺出合約是否存在對己不利的情況,因此若合約另一方利用己方優勢進行欺詐,那么對方極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掉入早已設置好的“陷阱里”。在此種情況下,智能合約自動履行后往往會產生爭議。

  再次,一旦因智能合約出現糾紛而起訴時,法官就需要“讀懂”合約內容,即對這組計算機代碼進行分析并得出合理解釋,然后就代碼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進行審查并進行裁判。但是代碼這種專業性要求較高的計算機語言,對法官提出了特別的要求,因此往往需要借助有專門知識的人(專家輔助人)出庭進行專業解釋,這就可能為訴訟帶來更大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

  由此可見,智能合約語言的轉化、解釋仍存在一定的現實客觀難題,亟待學界、實務界共同解決。

  (2)智能合約的訂立、履行中的法律風險

  1)締約主體民事行為能力(資格)問題

  智能合約可以應用于電子商務、金融、保險、司法等諸多領域,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在這些領域中,當事人之間使用電子合同的情況越來越多。對行為主體的民事行為能力和權利能力(資格)的判斷,則只有在事前審查時,才能分辨其是完全行為能力人亦或是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在合同轉化為代碼時,無法再識別、分辨締約主體的民事行為能力,則此時就埋下一個“雷”,即智能合約也存在無效、效力待定、有效幾種情形,因為智能合約的效力是由基礎合同的效力所決定的。

  在智能合約中,智能合約很難對締約當事人再次進行(民事行為能力)資格測試。雖然大部分智能合約的訂立會基于網絡平臺進行,但網絡平臺對合同當事人主體資格的審核往往只是形式審查(程序性的和表面化審查),并不會進行實質審查和判斷。

  2)智能合約難以判定意思表示是否真實

  傳統合同的成立一般需要滿足三個要件:一是當事人具有相應的訂立合同的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實;三是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其中,意思表示真實指的是當事人表示于外部的意思與其內心真實意思一致。但智能合約直接默認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因此就其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到底是否為真實,直接決定智能合約的效力,而對此的認定恰恰存在一定難度[8]。

  首先,在雙方當事人訂立合約時,由計算機代碼構成的智能合約無法直接識別與反映出該合約內容是否為當事人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換言之,該合約是否可能存在欺詐、脅迫等違法行為不得而知。

  其次,智能合約無法判定轉化后的代碼與當事人本意是否一致,或者與在先的基礎合同意思是否一致,而這將可能決定智能合約中條款(代碼)的效力。

  傳統意義上的合同出現欺詐、重大誤解等情況時,一方當事人可直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請求撤銷合同。第五十四條規定了“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但是智能合約的特點之一是其履行(執行)具有穩定性,當雙方約定的合約條件滿足時便會自動執行,無法變更,也難以撤銷[9]。

  3)智能合約難以變更、解除或提前終止

  在傳統合同中,為了適應外部環境、條件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有時會變更合同內容。而智能合約一旦被編譯成計算機代碼就會固定不變且在其設定的期限內自動履行。在結合、利用區塊鏈技術基礎上,智能合約的難以篡改性大大增強,導致在合約的執行過程中無法應對重大誤解、顯失公平、情勢變更甚至不可抗力等特殊情況[10]。例如,因2020年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國家通知延長假期、工廠企業延期開工,相關部門包括司法部門、知識產權管理部門亦紛紛發出通知,延期辦理相關事務,各地分別出臺不同的通知對于開工時間作出不同的規定,而很多口罩生產企業不再市場銷售而由政府直接采購發至疫區。這些特殊情況將導致智能合約履行需要發生變化,而這將使智能合約存在的不可篡改性、自動履行(執行)性以及穩定性受到挑戰,在智能合約無法實現變更、解除甚至提前終止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處理相關事宜,這是現實的法律問題[11]。

  (3)智能合約技術監管風險

  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技術具有一定的監管風險[12]。據本文統計,至2020年4月2日,我國已公開的司法裁判文書中共有42篇相關案例,其中涉及到刑事違法犯罪的有4篇,主要涉及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非法經營罪以及詐騙罪等。由此可見,僅不到兩年時間,智能合約便被不法分子利用,成為一些人實施刑事犯罪的“名目”。

  此外,由于區塊鏈具有跨國跨地區傳輸價值的特性,智能合約可以面向全球不特定地區與人群進行合約訂立和履行,因此導致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法規適用問題。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指出,近期國內通過發行代幣形式包括首次代幣發行(ICO)進行融資的活動大量涌現,投機炒作盛行,涉嫌從事非法金融活動,嚴重擾亂了經濟金融秩序。要求自公告發布之日起,立即停止各類代幣發行融資活動。然而公告發布后,大量國內項目轉至其他國家和地區重新開展代幣發行活動。

  4 、智能合約發展的法律保障

  雖然我國目前專門針對區塊鏈、智能合約的立法相對較少,但我國現有法律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為智能合約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智能合約的創新發展與應用。在立法領域,近幾年國家陸續出臺多項有關促進區塊鏈技術健康發展的法律法規政策等。2016年12月15日,國務院發布并實施《“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其中將區塊鏈技術列為戰略性前沿技術。2018年6月7日,工信部發布《工業互聯網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0年)》,鼓勵區塊鏈等新興前沿技術在工業互聯網中的應用研究與探索。2019年1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規范和促進區塊鏈技術及相關服務健康發展,規避區塊鏈信息服務安全風險,為區塊鏈信息服務的提供、使用、管理等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據。

  安全的網絡環境是智能合約創新發展的重要基礎。針對網絡環境安全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區塊鏈平臺的規范發展及網絡環境安全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這些法律對網絡運營者安全保護義務、安全管理責任以及數據信息保護等各方面作出了相關規定,為區塊鏈智能合約網絡環境安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針對智能合約存在的刑事法律風險,我國現有刑事法律規范可為其提供法律依據。區塊鏈智能合約存在的刑事法律風險主要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詐騙罪、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經營罪、逃匯罪、洗錢罪等[13]。以上違法犯罪行為都可依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規范進行規制。

  5 、結束語

  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技術作為一項新興價值互聯網技術,具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天然優勢,對于我國社會管理效率的提升、服務交易的可信與安全、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重要意義。當前國家積極鼓勵、支持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智能合約的廣泛應用。相信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制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各領域有了智能合約這一“科技智慧”的注入,必將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然而在智能合約勃興過程中,人們絕對不能忽視智能合約的諸多法律風險與挑戰。智能合約本身作為信息技術和法律的融合體,應該加強對區塊鏈技術及智能合約的深入研究,尋求規范和治理策略。從技術層面探索智能合約的落實與應用,從法律層面建立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適應新技術和新領域帶來的挑戰,為區塊鏈智能合約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智能合約的發展是技術與法律深度融合的過程,相信在技術與法律的雙重保障之下,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智能合約必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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